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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也曾说，行政法对保持国家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起很大的作用。

而事实真相、法律原意等问题，及其中立、时间，均为秘密之关键，又为秘密之本身。第五，对应本文主题而言，其特点之一，在于着力描绘了关于法律活动的两类人，即少数内行和多数外行，并且细致描绘后者如何感受前者。

[88]即使常被评论者诟病的司法程序拖沓，《审判》也交待了法律规定理由。证据认定，如现在法律业内通常所理解，并不在于如何对应事实，而在于如何相互印证以确信，经此建构法律断定的理由，[46]或用卡夫卡的话语言之，判决根据调查而定。[56]例子参见同上，第5～15页。惊天动地或大起大落，总和平常化的个人没有更多联系。如此，通常看，一般人的生活行动和法律的关系较少，若极端看，则一般人与法律几乎没有关系。

政治学路线则完全拥抱质疑。法律人特别是司法者提出法律原意，宣布法律如何，并不因为如孟德斯鸠天真所想其原为喉舌，[50]切实转述了立法意思（除非可对照立法者的具体解释[51] ），而在于其被设定为应予相信。引介、移植西方概念、理论所形成的公法主题，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题所涉及的问题是中国的，引用和移植不过是为了引证中国问题的解决。

早些时候以美国为主，近年来又掀起 德国潮。个体性并非重述学术研究是个体化作业的事实，而是强调不跟风、不盲从、不求全面。在这里，论证通常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观点。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我们逐渐形成的生活习惯、交往范围，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有这些都界定了我们，也构成了我们进一步认识、思想的局限。

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流的情况，现在的公法研究可谓方法众多，规范分析、社会分析、经济分析、价值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语义分析、心理分析等等，都被广泛地运用在不同主题、不同作品甚至同一主题、同一作品里。以上两类拓展研究主题的线索，如果缺乏从我国公法发展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出发的自觉，就很容易形成学术主题、讨论、观点、方法、材料等都越来越多但总是不能体系化、理论化、流派化的繁荣假象。

如前所述，公法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和公法学术的引介、借鉴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是需要注意常常被忽略了的制度的背景性因素和制度演进的偶然性因素，以及公法学术的个体性因素。出处:法学研究 201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公法研究 。所不同的是，通过对制度史、实践史、学术史的梳理，学者更容易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窥测到可能存在的逻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己正进行思考的那个时点，按照所观测到的可能逻辑解释当下的状况，提出常人所忽略的问题，为未来发展方向提出预测或引导。另一种是主题所涉及的问题本就是西方的，甚至只有主题没有问题。

这些实践方面的变化有不少已从特定角度向纸上的公法规范和传统公法理论提出挑战。就学术研究而言，汤因比的说法完全适用，从中可以提取出研究者三种必要的意识。学术交流不能总是观点打架，而应该像一个自由市场，每个参与者通过交流获取自己需要的，提供别人需要的。由市场经济运行带来的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微观变化、贫富分化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增多等，客观上要求公法制度快步发展。

虽然于逻辑而论，依循、回应主流政治语汇的调整、更新而拓展主题与从公法发展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出发拓展主题，可以在某些时点上相互契合而并行不悖，但这种契合必定是偶然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前者导出后者。随着学术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公法学者及其著作越来越为我国公法学界熟悉，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所用的概念、所阐述的理论也不断进入我国的公法领域。

那些在全人类思想史上都引起重大关注和共鸣的思想者，不过是因为他所提出并思考的问题碰巧具有超越他个人生活世界的共通性。就前者而言，虽然其中确有理解把握了西方原有概念、理论的脉络逻辑的情况，但多数研究不过是简单的借用，对于原有概念、理论在何种背景下用于解决何种问题并不甚了解。

公允地说，由于公法规范对象的核心在于国家与公民、公权力与私权利，公法规范几乎无异于政治规范，总是与政治同进退、共存亡，以公法的原理、制度和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公法学也由此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因而依循、回应主流政治语汇的更新而拓展研究主题的做法，既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要并具有积极意义的出于对全面的追求，几乎每个主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予以阐述，都可以是正面论证、反面反证、侧面补证的结合，而在方法上，也可以随着角度的变换不断从方法库中随意取舍。一是依循、回应主流政治语汇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口号的调整、更新，如程燎原教授针对改革开放以后法治理论史的研究所揭示的 （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亦如黄文艺教授在关于公法研究的概念清理中所列举的 （黄文艺： 《公法研究中的概念清理和重整》本期笔谈稿）。虽然最终结论可能连自己都觉得失之片面甚至偏激，但从公法学术整体来说，却更有意义。在一国内部，由于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存在着连续性，从价值诉求到公法原理的形成、制度的落实，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也相对更为稳定，即使发生变化或者跃迁，其脉络也相对清晰可辨，因而公法研究对自身历史的关注度本应该强于对他国或地区比较公法的关注度。知识积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法领域的研究在前辈学者的努力和带领下，从近乎废墟处起步，依时代需求不断突破禁锢、拓展视野，不仅在知识积累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也为国家法治和人权事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很多著作、尤其是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标准结构里，也经常可以见到作者对自己所运用的诸种方法的交待。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全面是与注重主题的选择、进而注重特定主题上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这一点，学者与常人没什么不同。然而迄今为止，近代以来中国公法制度史、实践史、学术史的梳理主要只是法律史学者的工作，并未成为多数公法学者从事公法研究的知识基础。

特别是针对同一主题、在同一作品里运用不同方法时，实际效果可能非但不是不同方法之间的互补参照，相反是相互矛盾的拼凑缝接。就前者而言，虽然其中确有理解把握了西方原有概念、理论的脉络逻辑的情况，但多数研究不过是简单的借用，对于原有概念、理论在何种背景下用于解决何种问题并不甚了解。

民族性不是价值立场上注重民族利益的维护，而是强调认识、思想上的背景性限制，从而强调公法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从学术研究来说，虽然这些东西并不一定出现在作品里，但却是制约整个研究过程的背景。以上两类拓展研究主题的线索，如果缺乏从我国公法发展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出发的自觉，就很容易形成学术主题、讨论、观点、方法、材料等都越来越多但总是不能体系化、理论化、流派化的繁荣假象。对中国宪制的研究，甚至因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呈现出 美国派或者 德国派。

由市场经济运行带来的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微观变化、贫富分化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增多等，客观上要求公法制度快步发展。早些时候以美国为主，近年来又掀起 德国潮。

因此，每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理论预设前提，特定的逻辑要求、适用范围和运用规则等等。近十多年来，公法研究借鉴别国原理、制度的现象愈演愈烈。

研究主题拓展方面的两条主线可以部分地反映跟风、盲从现象的存在。公法制度的差异、公法发展所遵循的原理的分歧，必然导致公法研究所要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

没有基于自身学术传统的自觉难以形成自己的理论，没有理论当然不会有理论流派，也就更谈不上流派之间的竞争。上世纪90年代及之前，公法学者对别国原理和制度的关注，侧重点主要是介绍、梳理。前已提及，公法具有相较于私法更强的本地性。当前，我国的公法制度已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公法研究生正逢时。

那些在全人类思想史上都引起重大关注和共鸣的思想者，不过是因为他所提出并思考的问题碰巧具有超越他个人生活世界的共通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公法研究是我们需要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每一个人类观察者总是从时间的某一刻、空间的某一点出发来观察和思考他所身处的世界，这样他必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作为人的一部分代价。

并且，这些做法也不能代替中国问题的思考，不能引证中国问题的解决，毕竟后者才是中国公法学的主体。有观点无论证，有讨论无理论，有方法无逻辑，有材料无分析，有答案无问题，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公法研究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不少时候，这类研究只是介绍了一个主题而没有具体问题，相当于 背会了答案却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因此，任何伟大的学者、思想家都是从他熟悉的生活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